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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全书前传_第3卷僵尸娃娃_第十二章华城车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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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规范的洪门礼。

    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。

    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:自己人。

    第二个意思是:求救。

    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,应允了其请求。

    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。

    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,他们经营小生意,集聚一些资本后,就开始炒票。火车票、汽车票,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。面对市场竞争,老乡聚合在一起,“潮汕帮”出现了。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,除了倒票之外,还从事拉客。两年后,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,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。原本互不干涉的“华城帮”和“潮汕帮”开始出现摩擦,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,“东北帮”和“湖南帮”悄然崛起。“潮汕帮”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,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,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,如果有人顺手一接,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,无奈之下,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。

    在1990年上半年,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,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。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,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,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。

    1991年,春节前后的“民工潮”超出了人们的预计。客流高峰迅速出现,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,几千人流浪街头。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。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,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。

    “踩脚帮”和“丢钱帮”就是那时兴起的。

    “喂,小子,你踩我脚了。”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,然后对你这么说。在这一刻,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。

    你有三种选择:一、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;二、大吼一声滚蛋;三、低三下四地道歉。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,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。

    “丢钱帮”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,利用人贪财的心理,很容易被识破。值得一提的是,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,也就是说,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。

    随着警方的打击,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,“湖南帮”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,利用孕妇儿童、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。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,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,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,以介绍工作为由,骗上车将其拐卖。广东陆丰县一个以**度日的老光棍,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,多年后,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,女子已经精神失常。

    1991年,内地的“发廊”还被称为“理发店”,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“洗头房”,还有很多小旅馆。旅馆设施非常简单,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,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,而是提供卖淫的。

    1992年,东北人周伟,纠集46名老乡,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,不仅如此,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,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、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,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。

    从此,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。

    1993年,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,负责他们吃、住,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,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。

    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,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,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:

    “我来找你,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,就是你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“直说吧,你丢了什么?”

    “一个包。”

    “包里有多少钱?”

    “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那……”

    “就有几张破纸,是一份学术论文。”

    “好,你等我二十分钟。”

    “嗯,请你喝酒。”

    1995年,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,被称为“黑衣党”。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,如果是在白天,他们就蒙面抢劫。

    1997年,以三文钱为首的“丐帮”悄然兴起。

    1998年,迷药抢劫频发,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“杀猪”,以“河南帮”居多。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,又以“砍手帮”臭名昭著。

    1999年,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“扎针党”也出现了。

    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,从1983年以来,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,开展“严打”行动,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,然而,“严打”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,整顿过后,故态复萌。犯罪团伙重新洗牌,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。例如“拉客帮”被打掉之后,分裂成五大帮派:“郑老五帮”,湖南人,负责站西路一带;“汕头帮”,负责走马岗一带;“潮州帮”,负责沙涌南一带;“刘老四帮”,四川人,负责草暖公园一带;“老杨帮”,也同在站西路。当时五个帮派中,“郑老五”和“刘老四”稍大,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,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。

    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,“东北帮”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,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,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,又控制了“野鸡车”的客源。

    2000年,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“背包党”出现。

    “背包党”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,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、假车票、酒店介绍和**,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、省汽车站、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,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,偷抢首饰、手机、背包,卖假发票,调换假钞。随着队伍的壮大,“背包党”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。在华城火车站,曾经有多次群殴**,几百“背包党”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,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。

    邹光龙名声渐响,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,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。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,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,甚至一个水果摊、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。

    直到一年以后,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,要求“重典治乱”,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,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“严打”行动,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“严打”中被摧毁,邹光龙被判死缓。

    2000年10月19日,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,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,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。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,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,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,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,他们是三文钱、大怪、寒少爷、高飞。

    三文钱说:“这事,忍了吧。”

    大怪说:“挣那么多钱有啥用,还被人欺负。”

    寒少爷说:“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    三文钱说:“咱们斗不过,人少。”

    寒少爷说,“去东北,叫上炮子那帮人,都拿上枪,不信制不了他们。”

    三文钱说:“离得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大怪说:“是啊,咱就是人少。”

    高飞说:“咱的人不少。”

    寒少爷说:“人呢,都在哪儿?”

    高飞说:“火车站。”

    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,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,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、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。

    高飞对他们说,“一会儿,我们要和人打架,每人发100块钱,不愿意的就滚蛋。”

    “150,”人群里一个人喊道,“100太少了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?”

    “打谁?”另一个人问。

    “邹光龙的人。”大怪回答。

    “不干。”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,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不走,你不怕邹光龙吗?”寒少爷问。

    “刚才有50人吧。”戴墨镜的人说。

    寒少爷说:“差不多。”

    “给我5000元,”戴墨镜的人说,“我干。”

    “你一个人?”大怪问,“你很能打架吗?”

    “打我。”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。

    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,他用尽全力,猛击那个人的下颌。然后,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,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,微笑着站在那里。

    “能挨打,”高飞说,“不代表你能打。”

    “那好吧,看着啊。”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,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,轰隆一声,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。

    “天,你叫什么名字?”三文钱问道。

    戴墨镜的人回答:“我叫画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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